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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壇新論

開展總體歷史視域中的中國社會工作史研究

侯俊丹 佟萌  2019年04月18日08:4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治理創新后,如何推進社會工作參與社會組織建設和社會治理,進而提升其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成為社會工作學界研究的焦點議題。除針對當前專業性教育和實務經驗的研究外,中國社會工作學科史研究近些年對反思社會工作本土化優勢亦提供了不少歷史經驗。但是有關社會工作學科史的研究方法尚未得到系統討論,而這一研究工作對能否建立學科史與當代學科實踐之間的有機聯系,對能否在當前學科話語體系之外拓展學科的本土化理論內涵均具有重要意義。

綜觀當前中國社會工作學科史研究方法,不外乎學科起源研究、學科專業性歷史定位研究兩種思路。前者從專業知識的生成史角度,一方面探討了中國社會工作發展與西方社會工作傳入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則從內生性歷史角度出發,檢討這一現代學科與清末民初中國社會思想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系;后者則以社會工作理論的專業性內涵為標準,來辨析社會工作作為現代社會科學學科的起源,試圖將前一種研究中摻雜的那一內生性歷史視角從專業性學科范式中排除出去。這兩類研究爭論的邏輯,頗類似于20世紀馮友蘭與胡適之間的“哲學史”寫作之爭,雖各有理據,也皆失其偏頗。學科的生成史研究分離了中國傳統社會思想與社會工作作為現代知識體系之間的關系,因而未能呈現前者向后者轉化的內在邏輯;與之相對,立足于專業性理論范式的學科考辯,又將中國思想與社會傳統資源拒于現代學科范式之外,由此無法開掘出有助于形成公共性倫理品格的中國傳統社會給養,難以實現學科理論的扎根化。兩種研究思路的偏頗,皆可歸因于忽略了對近現代中國社會科學學科生成的“問題域”的關注,因而難以形成有關學科起源和發展的總體性研究方法。

20世紀前葉歷史社會學初興之時,有關“起源”問題的歷史研究引發不少論爭。“年鑒學派”第一代學者馬克·布洛赫等人曾就“起源的迷惑”批評了兩種歷史研究傾向:其一是為現實政治和意識形態尋找歷史的辯護辭;其二是緣于“判斷癖”,為考證而考證。兩者都是“真歷史”的死敵。換言之,若不能廓清歷史事件背后綿長且動態的社會結構演變,便不能理解偶然歷史的必然性。可見,某一學科在知識發展史上的出現,作為一種表面上的偶發歷史,仍需回到知識譜系生成的總體性、結構性歷史中界定其本性。在此意義上,知識的生成史是思想史和社會史交叉影響的后果。這既不能以辨析學科專業成立的事件標志代替學科生成的內在歷史邏輯,也不能用專業知識范式的當代標準來抹殺知識發展過程中的歷史豐富性。為把握這一知識生產的發展脈絡,中長時段的歷史分析視角顯得頗為重要,有助于在三個層面上突破既有的中國社會工作學科史研究方法的壁壘。

首先,總體性歷史視域中的學科史研究蘊含著比較歷史分析的眼光,有助于我們在中國近現代社會轉型的“問題域”中理解中國社會工作學科興起在中國社會治理議題轉變中的必然性。誠如孔飛力、杜贊奇等人對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問題研究所表明的,以“紳董”集團為代表的地方社會崛起,使晚近中國國家治理陷入了困境:一方面體現在地方社會與國家力量的競爭,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國家通過行政吸納社會的方式維持體制穩定。可以說,這一治理結構奠定了整個20世紀中國國家政治的基礎。在此過程中,如何鍛造能夠適應現代中國的公民道德,對于突破這一治理邏輯的“收放”循環具有關鍵意義。這就意味著,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下,已經不能完全借助傳統經史之學來應對這一社會條件之變,包括社會工作在內的現代社會科學的興起是在新興條件之下回應社會變遷議題的必然趨勢。社會工作學科發軔伊始如何理解這一近現代中國社會轉型議題,如何在政治建制過程中呼應公共性倫理和道德建設的歷史使命,皆構成社會工作參與社會治理創新的知識基礎。

其次,總體性歷史視域的學科史研究也意味著將社會工作學科視為知識譜系加以系統整理,而不是以當前的學科專業分類眼光將其肢解,從而為中國社會工作的理論本土化創新提供契機。盡管20世紀初中國教會大學社工系的成立借助了西方社會工作學者的力量,但早期中國學者并未照搬外來知識,而是在回應上述歷史命題中摸索適用于中國特有民情與社情的理論和實踐模式。比如,燕京大學社會工作傳統揚棄了當時美國社工界側重個案工作的主張,將個案工作、小組工作整合到社區工作體系中,通過改造中國傳統的鄉約思想,并結合區域理論研究帶動社區工作發展,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社會建設實踐道路。特別是清河試驗倡導的綜合性區域經濟體建設、協調城鄉平衡發展的思路,對于今天農村工作和農村政策穩定農村經濟發展,鍛造自我生長的農村居民群體仍具有啟發意義。

最后,總體性學科史研究方法還需在“集體行動”層面上廓清學科實踐的行動基礎,即將社會工作學科發展置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運動中,考察不同知識學派和實踐行動的關系,從而理解這門學科在中國文明語境中的精神本質。如果跳出專業性視角來看,早期社會工作學科實踐僅構成了鄉村建設中的部分流派。它對于轉型中國建制議題的回應是在學派之間思想論辯以及實踐合作中逐步確立的,因而,理解這些論辯和實踐模式之間的異同,既對于澄清社會工作本土化理論形態的復雜性極為重要,同時對于捕捉紛雜的知識形式背后的統一的文化價值亦十分必要。知識分子作為這一社會運動的擔綱者,將“回到民間去”視為對被腐蝕了的世道人心的挽救,其本身即構成了反思建構現代中國公共倫理品格的重要維度。

誠如王思斌所指出的,中國社會工作史研究是對中國社會工作歷史品格的把握,換言之,也是對知識的典范價值的書寫。由古知今,并不意味著孕育在歷史中的知識可以直接轉化為工具性效用,相反,只有在“古”與“今”既有差別又有現實聯系的前提下,知識的典范價值才能構成對當前經驗反思的意義。因此,僅為好古的起源考證,或僅以當前效用為目的闡釋,均不足以呈現一門學科精神的運化在整個時代流變中那跌宕起伏而又一以貫之的軌跡,而這正是總體性學科史研究的目標。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北京大學學科建設辦公室)

(責編:孫爽、閆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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